《绿皮书》：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同

《绿皮书》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阶层的友谊故事。《绿皮书》导演彼得·法拉利手捧奥斯卡奖杯。 文\本刊特约撰稿故城

1960年代，一名美国黑人邮政员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被称为“绿皮书”，里面写着美国中南部对黑人友好的旅馆、饭店和酒吧，曾经是那个年代黑人的旅行指南。

“绿皮书”出现时，美国奴隶制已经不复存在，但阶级与种族歧视仍未消亡。“绿皮书”就是这个国家的民意和民主短暂交汇后背道而驰的产物。

“绿皮书”在电影《绿皮书》中，却更像一个符号，这大概是影片导演彼得·法拉利有意所为，它为电影故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时代背景。

两种人生一段旅程

在近期举行的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绿皮书》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男配角三个奖项。影片从3月1日起在我国上映。

作为一位白人导演，特别是一位靠《阿呆与阿瓜》和《我为玛丽狂》成名的喜剧导演，彼得·法拉利显然没有在种族歧视这个话题上继续延伸的动力。《绿皮书》剧本吸引他的是故事里那些错位的身份，以及人物在寻找身份认同过程中的种种尝试。

《绿皮书》的故事构架十分清晰，美国黑人音乐家雪利和意大利裔白人司机托尼，各自出于不同目的，开始了一段美国中南部的巡演之旅。这像极了好莱坞经典公路片的故事构架，也符合美国人永远“在路上”的精神内核：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因为某种原因共同踏上一段旅途，发生了种种不平常的事情，最终让彼此相互接纳并重新认识自我。

不同的是，《绿皮书》里的雪利和托尼披上了肤色和阶级的外衣，像是清汤里加入了种族和阶级的两味调料，是一种错位的、混搭的种族和阶级关系。

过去，涉及种族歧视的电影，通常会从白人对黑人的偏见讲起。在《为黛西小姐开车》里，犹太富孀黛西最初就因为肤色拒绝黑人司机霍克为自己开车；在《触不可及》里，白人富翁菲利普也对刚从监狱放出来的黑人陪护德利斯心有余悸。而《绿皮书》里，白人对黑人的偏见一直都在，如托尼将两个来家里帮忙的黑人工人用过的水杯直接扔进垃圾桶。但是，这部影片中，傲慢的主体不再是白人托尼，而是拥有阶级优越感的黑人雪利。托尼受雇为雪利开车，黑人成为白人的雇主并发号施令，这大概是在《为黛西小姐开车》或者《触不可及》里难以想象的画面。

影片中有一幕，在南方种地的黑人农民和坐在轿车里的黑人音乐家雪利彼此相望，脑海里大概都不觉得这是时空交汇的一个玩笑，而是愤怒、困惑和一种难以言说的难堪。

“漂白”的黑人

《绿皮书》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了托尼开车护送雪利从纽约前往种族不平等现象严重的美国南方参加演出的经历。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经济拮据，托尼也不会接受这份与一个傲慢黑人音乐家同行两个月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音乐巡演要深入当时美国歧视黑人最严重的几个州，雪利确实需要一位常年混迹于酒吧和餐厅的“忽悠艺术家”陪同，他大概也很难忍受托尼的粗鲁、油腻和喋喋不休。

雪利的傲慢，一方面来自于他的阶级优越感，他受过高等教育，曾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接受专业培训，师从米特洛夫斯基，回国后从事古典音乐工作，是被肯尼迪亲自接见过的著名音乐家。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与草根黑人社会一直在刻意保持距离，观众从他身上总能看到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疏离感。

换个角度来看，雪利的傲慢反映了他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一方面，他自我要求很严，对外表现出充分的克制和涵养，希望借音乐这个平台，融入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就像那些无数生活在美国的试图“漂白”的黑人一样，他们用白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驯养自己。在《绿皮书》中，雪利在卡耐基音乐厅的公寓里搭建了自己的身份符号——一个高贵优雅的爵士形象，这个形象更容易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的黑人身份保持警惕，因为黑人的身份与他试图融入的美国主流文化圈存在内在冲突。当时的社会，黑人并不被主流所欢迎，甚至被主流所歧视。

回归内心找回自我

《绿皮书》中，雪利从没有吃过炸鸡，因为他知道炸鸡是黑人食物的标志。因此当托尼将炸鸡腿塞给他时，他的手足无措和滑稽表现，正表现出他长期以来对黑人标签的拒绝。

影片中，虽然雪利表达出对爵士乐的欣赏，但却对当时的黑人爵士乐手一无所知。要知道雪利曾在纽约知名的俱乐部驻场演奏，那里是盛产美国知名爵士乐手的摇篮。他极力与黑人爵士乐撇清关系，不愿意与其为伍，也是他逃避黑人标签的行为结果。

有趣的是，雪利和哥哥的关系，也是他试图逃避黑人标签的证据。影片中，托尼曾三次问起雪利的哥哥：第一次是在两人初识时，托尼问雪利是否还有亲戚，雪利不情愿地提到自己还有一个哥哥，以前还有联系，但现在联系越来越少了。当托尼想询问具体原因时，他用“注意看路”岔开了话题；第二次是在小旅馆里，托尼给自己老婆写完信后直接劝雪利，“你写信这么有天赋，你应该给自己哥哥多写写信，做一个主动的男人。”但是，雪利转过身说了声“晚安”，便再次陷入了沉默；第三次是在平安夜的晚上，托尼和雪利即将分别，当托尼说“你该给自己哥哥打个电话说声圣诞快乐”，雪利冷漠地说，“他有我的电话，要打他自然会打给我。”

自始至终，在与哥哥的关系中，雪利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冷漠与被动。他似乎将得不到白人主流社会认同的原罪，推给了那副黑色皮囊，于是他疏远自己的同类，使自己成为孤独的个体。

当自己的同性恋癖好被托尼得知后，雪利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困惑：“如果我既不够白，也不够黑，也不够男人，那告诉我，我是谁？”肤色原罪恰恰是雪利身份困惑的原因，也是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许多非洲移民身份困惑的根源。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雪利做出了这次南部巡演之旅的决定。在“偏离”的巡演之旅中，他没有遵循既定的演出计划。在种族歧视最严重的伯明翰，在不被允许在餐厅吃饭的警告下，他不再妥协，不再顺从白人世界的规范，不再迎合白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和托尼离开光鲜的演出大厅，来到昏暗的橙鸟酒吧，接受自己的肤色、种族和文化，与黑人底层平民融为一体，享受爵士乐给每个人带来的自由与愉悦，向观众宣告自我身份的找回。

在橙鸟酒吧，雪利来到钢琴旁，将放在钢琴上的一杯威士忌酒放了下去。这时的他，再次拒绝爵士乐手的行为方式，他保持着一份清醒，保持着对自己音乐家身份的一份尊重，重新回归内心找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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