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8日上午，正在忙碌的我突然接到陈东威爱人夏爱梅的电话，告知我他因病逝世的消息，并说他留下了“丧事从简、不搞告别仪式”的遗嘱。虽说我知道他身患绝症，但他走得那么“仓促”以至于我与他的约定还没有来得及兑现就撒手人寰，这让当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我深感悲痛，至今尚难走出他已不在人世的阴影。我们再也不可能有机会相约在某个小餐馆或咖啡厅，一边欣赏他的摄影新作，一边赞叹国家和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并憧憬海南的美好未来。
1991年3月的一天，刚刚从南京调来海南、在省委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我接到了自称是省外办主任陈东威的电话，约我与他见面。一见面他便直截了当告诉我是省委组织部把我的个人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听说你是南大外文系来的，英语应该不错（其实那时的我英语很差）。你还写过电视剧本（其实也只是反映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电视短片），文字写作水平一定也有两下子。省外办宣传处缺一个处长，你来干怎样？”正是这次的见面开启了我后来在省外办的事业，也才有机会在这一特殊的岗位上成长，并由此萌发了创立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我的事业发展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退休之后的陈东威长期生活在北京，大概十多年前我借出差的机会约他们夫妇吃饭，我建议去比较高级的餐厅被他拒绝。后来商定去吃韩国料理，我想好不容易见一次面应该多点几个好菜招待一下老领导，以感激他的知遇之恩。他说这个餐厅他以前来过，点拌饭的套餐可以免费赠送一碗汤，就坚持只点了这个套餐。那次四个人一顿饭总共花了100多块钱。我知道他嗜烟如命，临别时送给他两条比较好的香烟，却被他无情地拒绝了。他说他只抽100多元一条的烟（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牌子了），无奈之下我遵从了他的意愿，后来专门在街头的小卖部找到了这个牌子的香烟买了给他送去。
2019年4月8日我听说东威主任回海南治病，便相约在他海口的临时住处见面，在他住所楼下的星巴克我们各要了一杯咖啡，并一起回到他的住处。一进门，他便让夫人阿梅打开电视，同时把他来海南这段时间里拍摄的海口及文昌的风景和人物照片上传到电视机上，然后迫不及待地向我展示他的摄影杰作。当他向我满怀深情地介绍海口骑楼、钟楼、渔港、世纪大桥和文昌红树林等这些在我眼里已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景观时，他的形象在我面前再一次变得高大。怎么我们经常抱怨这里脏那里乱的城市突然在他的眼里变得如此美丽而令人神往？他退休后生活并不宽裕，夫人也没有工作单位、甚至可能连医疗保险都没有，且体弱多病。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没有牢骚，也没有责备，并一直在为海南取得的哪怕是一点点小小的进步而宽慰、欣喜和赞美。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以永载史册的功名。去百度搜索一下“陈东威”的名字，除了同名的人之外，关于本人笔下的陈东威仅有一则讣告，告诉人们他已经不在人世间。可我就是忘不了他。他喜好读书也喜爱读书人；他自己似乎不怎么爱在工作中创新，但他能容纳爱“折腾”事和“奇思怪想”频出的我；和他在一起谈论的事不是工作就是学习，既没有风花雪月也没有抱怨世道不公。在这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交易交换无所不在的社会里，他就是一个尚未完全入世和不合时宜的“怪人”，一颗漫漫长夜里一闪而过的流星。然而对我来说，他却是一颗永不陨落的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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