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找回未成年学生，云南一乡政府成立工作组跨省劝返，副乡长起诉家长 辍学逼出“官告民”案

2019年12月20日，丘北县法院在官寨乡中心学校开庭审理案件法庭设在一所乡村学校三面环山的操场上，这场审判也与学校有关。两位素不相识的父亲因为相同的案由成为被告：他们的孩子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但因为不同的原因辍学。多次劝返无果后，云南省丘北县官寨乡人民政府作为原告，起诉这些孩子的监护人，请求法庭敦促他们履行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把孩子送回学校。

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位副乡长。原告和被告均没有请律师。2019年12月20日下午，案件在官寨乡中心学校审理。

旁听者很多。校长陶磊统计，约2500人旁听了这起民事诉讼。

一名名叫张世银的被告记得，他在法庭上“心里很慌”，当时他唯一的念头是，“要让我的孩子好好读书”。

对于对簿公堂的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庭审。对于法官饶海泉来说，这次经历也是特殊的——它是丘北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第一起由辍学引发的“官告民”案件。

庭审的“震慑作用”

证人共有3位，都是当地教师。一位叫熊丽琼的老师作证：作为班主任，她自2019年9月4日起多次联系张世银夫妇，要求他们送孩子入学。她家访过，打过电话，发过短信，直到她的电话号码被对方拉入了黑名单。

直到庭审，她才第一次见到对方。

张世银没有为自己辩解。法官询问孩子辍学的原因，他回答：“孩子自己不想读，我们也没有办法。”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应读九年级和七年级，在2019年秋季开学后，没有回到学校。

这次，为了参加庭审，张世银请了一个月假。这意味着他少赚了4000元的月薪，也拿不到工厂年底发放的500元路费。

他面临的还有一笔超过月薪的罚款。庭审中，副乡长刘先要指出，乡政府此前对张世银夫妇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并决定给予5000元的行政处罚。

12月20日这天的庭审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法庭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按照调解协议，张世银必须要在最近的周一，也就是2019年12月23日，将两个儿子送回学校。乡政府也表态，学生复学后，5000元行政处罚也马上中止。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乡政府自愿负担。

刘先要认为，庭审的“震慑作用”很大，能让旁听者迅速了解义务教育相关法律。

法官也为此做了一定的努力——考虑到被告和旁听者的身份，他尽量使用更通俗的语言去解释法律条文。

工作组跨省劝返学生

2019年最后一个月，丘北县人民法院受理了15起此类案件。该院针对辍学问题成立了一个专项审判小组，截至2019年12月31日，开庭的有8件。

据饶海泉介绍，有的案子是由法庭完成了调解，有的则是学生被父母送回学校，乡政府撤诉了。

丘北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徐定文对记者说，12月开始的诉讼，是针对辍学问题截至目前最见成效、最有力度的办法。

2019年秋季开学后，当时全县摸底发现，丘北县有92883名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失学和辍学学生214人，其中小学阶段45人，中学阶段169人。

在官寨乡，辍学学生有18人，11个初中生、7个小学生。根据乡政府登记的情况，12人因厌学辍学，6人因打工或者务农而辍学。

徐定文介绍，为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助推全县如期实现脱贫摘帽”，2019年，丘北县成立了多个“控辍保学联合劝返工作组”，每组三四人，主要由乡镇政府不同部门的成员、学校副校长和教师组成。往往包括一位女老师，方便了解女学生在外地的生活。

过去，劝返是教师的职责。受访教师们对记者说，乡司法所、派出所工作人员加入后，他们一般穿着制服，使用公务用车，“震慑力”远比老师要大。

官寨乡中心学校副校长杨寿伟记得，2018年8月底，有老师反映自己的学生可能辍学去了浙江省一带。其他老师结合此前几名辍学学生的类似经历，建议组织工作小组赴浙江。

杨寿伟担任了组长。这是他们第一次跨省劝返，也是他第一次去浙江。习惯在山区生活的他，一时间找不到东部平原地区的东西南北。他找到在当地工作的老乡，说了很多好话，拜托老乡开车带他们去找学生。有的学生是自己在当地打工，有的是跟着父母一起。

据介绍，出发前定下的“目标劝返对象”，很多都能够成功劝返。有时还会有“意外收获”——工作组到了以后才发现，当地还存在别的劝返对象。

老师千方百计留学生

每个学生都有一张“劝返记录表”，显示的问题五花八门：一个单亲家庭的初二男生，学抽烟被祖父发现，接受了一顿“棍棒教育”，自2019年6月离家出走，至今仍处于失联状态；一个初二女生，2019年4月辍学，被老师劝返，9月又趁着周末跑去广东打工，再次辍学。

丘北县八道哨乡八道哨中学八年级6班有两个学生辍学：先是班长张锐锐（化名），2019年2月跟着表哥去广东汕头一家塑料瓶盖加工厂打黑工；再是卫生委员杨天（化名）放暑假时被父母接去务工所在地广州，不愿再回学校。他们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都保存在班主任梁文娟处。

这所学校为了防止学生辍学去外地，要求他们初中入学时，就把身份证和户口本交给班主任保管。

2019年春节，梁文娟的学生张锐锐听亲戚说，外边打工每个月能赚四五千元，也比较自由。从来没有离开过县城的他，也想出去看一看。

但到了工厂，事情没有他想象中的顺利。他每天要干15个小时，常常加班还没有加班费。他干活比较慢，上司指着他的鼻子问，“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他一度想过回家，但看着地图上的地址，摸不清回家的路——他意识到，自己的书还读得不够。

几个月后的一天，张锐锐被叫到工厂办公室。一进门，他看到梁文娟正在等着他，他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在梁文娟的怀里哭了出来：“老师，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接你。”

梁文娟告诉记者，她参加的工作组到达汕头时，先去当地派出所说明了情况，在警察帮助下才进入了工厂

张锐锐回到教室当天，受到了同学们的鼓掌欢迎。

2019年12月30日，跟他同班的杨天也回到了学校——在父母收到传票之后。

张世银也履行了法庭上达成的协议。2019年12月23日，他从家里出发，骑着摩托车，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儿子。父子三人绕着山路花了近一个小时到了学校。

回家后，这位父亲默默在床上哭了起来，他表示自己“很后悔”。

他和妻子初步商量，2020年春节后，留下一人在家，陪着孩子读完初中，哪怕这意味着另一个人要更加辛苦赚钱。（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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