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是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作家，因而特别值得关注。
2018年10月，第5期的《十月·长篇小说》首发了这部围绕大运河展开的长篇新作，近30万字的文本依托历史、地理、精神和文明谱系，题名简约而气象格局融贯以出，是曰《北上》。通过历史的北上和现实的南行，古今中西多轨并行，徐则臣以扎实的积累、纯熟的技法建构个人信仰、家族精神与层累的历史之关联，同时以宽广、驳杂、深邃的命运主体将自我引渡深入于后现代语境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精神回归——徐则臣的观照视野更加开阔。《北上》作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新作，以超乎寻常的完成度和完整性提示出诸多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
一、文体范式：引游记入小说。《北上》以题记和“考古报告”起笔，其后分为三部。与徐则臣两年前的构思一致，第一部与第二部围绕小波罗沿运河寻找弟弟马德福展开，且建构有谢家、邵家、孙家、周家乃至马家的世代故事。小说的第三部围绕一封考古发掘的信件展开，徐则臣在数页的篇幅中为读者建构起重复阅读与意义解构的双重难题。
《北上》的重要精神面相借由游记视角呈现。《北上》引游记入小说，它对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更深刻认识切实地发生在本土，并主要通过与意大利人小波罗的亲身接触获得现代体验的意味，北上之旅则直接反映了这个过程。《北上》以其丰富的行旅体验和文化想象提供出可供借鉴的新范式。
二、历史学体式与叙事装置。《北上》中伴随行程而来的资料性叙述，成为小说历史学体式的重要表征。这些资料性叙述，除去繁盛录式的风物描写所提供的想象性意味，在博物学意义上实际成为一种被记载的真实，而信件、照相机、罗盘、笔记本等物象则于一场虚构的考古事件中建构起历史的非虚构性。这便引发两方面思考：一是《北上》所观照的诸多历史学探讨，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围绕文化想象建构的小说历史学体式，其中虚构与非虚构之关系为何？二是徐则臣建构这种文本关系，所采用的独特文学装置及其安放问题。
这种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确立方法，是徐则臣长篇小说创作的典型叙事形式与风格。互文、隐喻或者其他，徐则臣运用意象符号反复解构着集体的记忆与想象，因此在故事场景中设置起多个具有“装置”意味的布景和道具，故事人物和叙述者的主观情感、所指的虚妄与荒诞、意义空间的寓言张力，以这些“装置”自身所具有的极强包容力建构起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运河题材的书写对中华民族有着精神文明史的探源意义，徐则臣透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等多种文明相互冲突、缠绕、交融的复杂背景，通过“运河历史”和新“运河经验”整合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阵痛和挑战，质地充盈的文本艺术形态形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生态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兼容并蓄，同时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题材的陌生领域进行了有效补白和拓宽。
（摘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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