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16家单位会签并出台了《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意见》意在健全完善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从业人员的招录和管理机制，加强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预防。
目前，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呼声越来越高。研究表明，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多发生在熟人之间。也就是说，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的亲人、朋友、老师、看护者等，恰恰也是犯罪高发人群。同时，研究还表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屡犯性、再犯性高的特点。也就是说，即使是经过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人，让他回到原有的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环境中，他还有可能再次犯罪。
上海出台的《意见》，正是从以上两个特点出发，限制有过性侵害违法犯罪行为者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用制度阻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犯罪黑手。
限制一些人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关的行业，也就是限制了其就业权，这种限权需要有法律依据。首先，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所谓优先保护，也就是说，当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未成年人权利优先，法律必须优先考虑和保护未成年人权利。
其次，限制一些人的就业权利，也有刑法依据。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三十七条后增加了一款，即“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
当然，就业权是人的基本权利，限制一些人的就业虽然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真正体现法治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法治精神。
限制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在我国虽然有较强的民意基础，但是在法律层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具体操作层面需要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上海出台的《意见》在全国是首创，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试点意义。希望上海的先试先行，能在立法实践上积累经验，为各地提供样本。(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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