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仕章
那天中午，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海南农垦报社副刊部原主任潘毅敏打来的，他说正在主编庆祝农垦报创刊65周年散文专辑，约我找几篇原来在《海南农垦报》发表过的散文。
潘主任已经退休多年，没想到他还记得我，寥寥数语，勾起了我对《海南农垦报》点点滴滴的回忆，让我的思绪难平，感慨万千。一个个报社老编辑、老记者，熟悉的名字、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倍感温暖和亲切。
1994年，我还在海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在《海南农垦报》副刊上发表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篇散文作品——《父亲的爱》。从此，也更加坚定了我的“作家梦”“记者梦”。在大学就读的四年间，我先后在《海南农垦报》《海口晩报》《海南大学报》《广州新舞台》和校园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散文，多次获征文比赛奖。当年，正值国家实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政策的头一年，我毕业后就回到省农垦总局组织部报到，或许因为档案袋里有我在大学期间发表的散文作品复印件，恰好当时加来农场要急聘一位秘书，我便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加来农场工作。
我在加来农场任行政办公室秘书时，负责农场相关材料、文件的起草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总能掌握农场生产动态的第一手资料，工作之余，我就写一些新闻稿件投给《海南农垦报》。当时《海南农垦报》有个《简讯》专栏，其实就是“一句话新闻”，我就是从写《简讯》开始的。后来，我模仿其他通讯员发表在《海南农垦报》的稿件，慢慢地在写作上找到了窍门。在加来农场宣传科老科长邓文辉等人的帮助和指点下，我刊发在《海南农垦报》上的文章从“简讯”到“豆腐块”消息，再到通讯、论文、散文，写作水平很快得到提高，渐渐也有了点“名气”，得到了农场领导的重视。
1999年，我被提拔为农场行政办公室副主任，写稿的干劲更足了，向《海南农垦报》投稿也更加积极了，作品频频见报，连续几年获评《海南农垦报》“优秀通讯员”，在海南垦区也开始小有名气。2003年1月，我从副主任升至主任，成为农场当时最年轻的科长之一，我想这少不了《海南农垦报》的帮助。因为它给我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平台，为农场改革发展发声，得到农场干部职工的认可。2007年我又被农场党委推荐为副场级后备干部。
后来，我把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写稿上。在《海南农垦报》《特区农垦企业》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消息、通讯、论文、散文、评论等作品，有的还发表在头版，这得益于海南农垦报社各位编辑的厚爱，特别是副刊部原主任李惠君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写散文的水平有了很大提升。2012年，我成功加入海南省作家协会，这其中也有《海南农垦报》的一份功劳，两年前我出版的散文集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发表在《海南农垦报》副刊上的。《海南农垦报》原总编辑陈彰在散文集的序言中写道：“他是科班与应用结合得比较好一个通讯员。”这既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农垦报社大家庭对我的一片厚爱。
由于我经常在《海南农垦报》发表作品，有的编辑曾经推荐我到报社应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终未能圆“记者梦”。但我没有因此抱怨，仍一如继往关注农垦报，一边工作一边投稿，用一篇篇作品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因此受到省农垦总局相关部门领导的关注。2012年，我被借调到省农垦总局信访处工作，后因父亲病重住院，我只好又回到农场工作。海垦集团成立后，我被借调到集团党委组织部工作，并于当年调入集团党委组织部。一路走来，我能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离不开《海南农垦报》这个平台，也离不开各位编辑、记者的支持和帮助。
到海垦集团党委组织部工作后，因党建工作业务繁忙，我向《海南农垦报》投稿少了，也渐渐淡出了《海南农垦报》通讯员的圈子。但由于工作关系，我仍经常与农垦报的记者、编辑保持联系，在工作中也接触和认识了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如刘棠琳、徐薇、高莹、倪德馨、宋春蕾、吴思敏、伍祁榕、林倩、许雅、余美君、卢月佳、吴天奥等等，认识的，不认识的，曾经谋面的，未曾谋面的，都是我的好伙伴。
今年是《海南农垦报》创刊65周年，也是我与《海南农垦报》结缘的第21个年头，对于我与《海南农垦报》的这份情感，我有说不完的话，但我最想说的是：“感谢与《海南农垦报》走过的那段激情岁月！”我也想告诉垦区年轻的通讯员：“人生无限可能，只要默默耕耘，终将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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