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玫瑰的旅程可以有多远？
也许可以追溯到5000万年前地质层中的玫瑰化石，也许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贵族的花冠，也许可以追溯到喀喇昆山脉中海拔4000米的高原。
一朵玫瑰的旅程，可以很远，可以很长。
却从未到达过地球纬度最为丰盈圆润的地方。在那些热带的岛屿，雨林丰茂，阳光炽烈，海水依依，四季花开，生命的蓬勃之气呼之欲出，唯有一朵玫瑰缺席。
博尔赫斯写道：“散落在时间尽头的，一代代玫瑰，我但愿这里面有一朵，能够免遭我们的遗忘……”十多年前的某一天，经过数千年的游历，这朵玫瑰，开始了和一个热带黎村的邂逅。
这个热带黎村的历史并没有玫瑰的过往那么长，但它和玫瑰的过往一样，经历了离合悲欢和风雨辗转。在百余年的时间里，这个月牙形的村庄静静安于那曾被称为琊琅的亚龙湾畔，海水和山林将它环绕。因为它的默默无闻，它的名字的由来，不似精彩纷呈的玫瑰的故事，而是笼罩在了扑朔迷离的模糊推测之中。
村庄的缘起，根据史料显示，是在民国初期。从六道湾迁来了一个黎族村庄，“平地是地主居住的地方，大部分村民住在了山上”。
村子的前身拥有很多个名字。那些名字来自山林，来自每日的劳作，来自平素的生活。那些名字里有他们的期待，有他们言简意赅的朴素智慧，饱含着他们对生命的渴望。
一个有很多小青蛙的地方，晚间村头屋后蛙鸣不断，村民们据此将自己的村庄叫做“Anga”，这是黎音。
后来，它被叫做红哈，一说为红蛤。
山中林木葱茏，热带藤蔓四处蔓延。村民们采撷最好的红色藤条，泡水，使之更加柔韧，然后将藤条捆扎起来修建房屋。藤屋极其结实，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家园。依黎语，红哈即为红藤。
靠山可种山栏稻可采红藤条，靠海则可下海捕鱼捕虾。依山傍海的村庄里，少不了去近海打渔，因为捕捞蛤蜊等海鲜较多，所以也被叫做红蛤。
哈和蛤，都是同为山民和渔民的村人的生活。海水倒灌而形成的盐碱地让种田无比艰难，他们带着猎狗上山打猎，再将猎物在村中均分；他们剥下树的外皮，收集显露出的絮状物，全村一起动手搓线织网，渔获依然均分。
生存不易，而民风淳良。生存不易，也与那时氤氲着罗曼蒂克味道的玫瑰，犹如两个世界，绝无关联。
还有求雨村的名字。久旱无雨，许多人因此而离世。活着的人们赶着牛儿去几近干涸的塘中，牛儿踩着塘泥，踩得塘中的鱼肚翻白，踩得塘中的蛙肚翻白。起风了，真的起风了。乌云来了，雨也跟着来了。倾盆大雨。感恩的村民留下了求雨的名字。后来这里还曾因居住地为坡地，而名新坡。
传说有个因为不种地被认为是懒汉的人，他每日只想着运送各种村里人的必需品或者新奇的东西，再和村人以物易物，一些人会拿地来换。日子一长，他成了地主，成了最富的家庭，不知为何他在房子上插了面红色旗子，这是红旗村名字的一种来历。另外一种，则是作为革命老区的这里，叫做红旗村，更是理所当然。
种田、打猎、下海，唯果腹尔。抱落盆的名字，更为直白。据村人的翻译，这是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时期，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每顿都会吃得光光的意思。
Anga、红哈、红蛤、求雨、新坡、红旗、抱落盆……这如许多的名字一路载着沉重的岁月、再抖落着时代的风尘迎面而来，有挣扎努力、有乐观向往、有无奈无助、有依恋爱护……
这是他们祖辈依存着的家园。无论何种选择，都要生生不息。
这就是如今被称为玫瑰小镇的三亚博后村的前身。“博后”二字，依然未有定论。一说是因后来形成的村庄而得名，一说是民国旧名为红光村时，因人才济济而得名。
时至今日，玫瑰早已跨越万水千山，超越了惧热耐寒，将自己那浪漫又坚韧的气质融入到了这黎村百年来的山海求索里。
这得益于许多人的携手努力。当地政府曾远赴上海寻求鲜花产业。以玫瑰为事业的杨莹携玫瑰而来，试验改良受挫再试验改良，终在博后土地上崛起一座玫瑰谷。村民们走近玫瑰，曾种田打猎拉网的手，侍弄起了芳香的花朵——苏吉丽是村中的一名花匠，她习惯了用“与鲜花相伴”介绍自己的职业。二十多年前远嫁广东的苏平兰与家人一起回到村里，专门销售玫瑰产品。李玉梅大姐谙熟玫瑰加工。陆燕春是玫瑰谷的内导员……
这千亩花田的香气萦绕在”博后”二字当中，令人想到博后，总会有那绯红柔软花瓣散发出的柔软香气。
苏吉丽的女儿梦想着以后和相爱的人一起住在开满鲜花的小院。和曾种地的母亲不同，女儿的记忆里，新一代年轻人的记忆里，鲜花成为了他们和村庄芬芳的心灵记号。
一朵玫瑰的旅程可以有多远？
那一定是一颗心可以达到的最远的远方。
那朵一直在旅程中的玫瑰，已如一枚印章，穿过交错的东西方故事，穿过遥远的藤蔓屋顶、穿过求雨仪式、穿过山林大海，再轻轻盖下，散发出了无尽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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