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谈新作：“跨界”书写家传与国史

《南海何曾隐风流——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纪事》李昕。李准。李准题《大公报》。李准书法作品。

文\海南日报记者尤梦瑜

历史总在被人创造，也总在被人书写。近日，海南出版社策划出版讲述清朝末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生平的作品《南海何曾隐风流——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纪事》，深具人文情怀的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依托翔实史料“跨界写史”。创作时，李昕既是求真求实、理性客观的书写者旁观者，又是饱含深情、思悼先辈的家族后人。日前，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李昕，听他娓娓道来一位出版人“深情拟家传、理性作国史”的背后故事。

“宁为红人，勿为私人”

记者：您为何会写此书？希望读者从书中得到哪些启发？

李昕：我本人不是搞史学研究的，过去也没有对李准特别关注。因为他是我家前辈，所以我比较留心搜集过一些史料，放在一边，算是积累，准备将来有兴趣的时候看看。

哪怕是在去年底时，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写这样一本书。而最后能够成书，原因在于海南出版社的推动。去年11月，海南出版社最初是邀请我去参加海南书展，顺路去了一趟西沙永兴岛，让我在岛上做了一场关于李准的讲座，这一下勾起了我的兴趣。为了这次讲座，我提前在去年国庆节期间写下了两万字的讲稿《南海雄杰》。

写这本书的初心就是要呈现历史的原貌，让读者了解真正的历史。

对于读者的启发，我想主要是两点：一是我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了解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具体情况。二是我想让读者了解，一个人的人生理想是完全可以和国家利益相统一的。李准说自己不是进士出身，做不了“文襄公”，做个“武襄公”也不错。这是一种为自己名誉地位考虑的私心，但这种“私心”同时也是“公心”，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读者可以从中受到启发的是，一个人只要使自己的理想符合国家利益，他的理想就有价值，就值得追求。

记者：2019年您在写这本著作时，也去过三沙永兴岛进行过调研，一边是昨日的历史，一边是今时的景象，您有何感想？

李昕：首先一点感想，是从李准巡海到今天，整整111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今时今日的中国和李准那个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弱国无外交，晚清时代，中国贫穷落后，而政府软弱无能，李准作为那个时代的官员，纵有理想和愿望，也不可能真正有大的作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的变迁，祖国的变化发展，使我们今天可以理直气壮、信心满满地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这是让我们自豪的。

另外一点感想，就是无论在什么时代，做人，做官，首先要正派。李准一辈子记住他父亲对他说的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要差可当，优差不可当”。意思是说，要勤奋做事，可做艰巨而重要的工作，而不可养尊处优。第二句话是“宁为红人，勿为私人”。“红人”是被朝廷重用的人，意味着要做对国家有意义的事。“私人”则是为某个人（包括自己）谋取私利的人。这两句话成为李准的人生座右铭。

李准本质上是一个文人

记者：我们熟悉的李准更多是“武将”的形象，而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人物的延伸，例如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等，多了层次感，您怎么看待李准“武将”之外的成就，以及他功成身退后这种状态的转变？

李昕：其实李准本质上是一个文人。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喜欢舞文弄墨。他从少年时代起在父亲李征庸指导下演练书法，一生没有中断，俨然成为晚清的书法名家，特别是在大小篆书方面，成就颇高。他当年为天津“大公报”题写的报名，至今香港《大公报》还在使用。他还倾心研究书法，积数年之功，完成《古籀类编》。这是一部篆字书法大辞典，共收录一万多字，分为十二卷，订成六册，以为学习书法者查阅之用。他还将自己历年来写下的古今成语、格言、金石文字编成《任庵临池誊稿》，达1600多页，仍嫌不足，准备随时续编。他的好友庄思缄曾感叹“学书之勤，无人超过李准”。

除了研究和演习书法，他还进行文学创作。李准晚年在天津赋闲时，创作的京剧剧本，有历史记录的大约30多部。他和京剧名家交往颇多，荀慧生、金少梅、章遏云等都出演过他创作的剧本，而梅兰芳、余叔岩、孟小冬等也都在他家里唱过堂会。在他创作的剧本中，较为著名剧本有《三娘教子》《拾金不昧》《再生缘》等。

如果把李准作为“武将”和“文人”这两重身份联系起来，我以为这正是儒家传统思想理念在李准身上的集中体现，即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武将”，他渴望的是建功立业，这是为国为民做事，而作为“文人”，他注重的是修身养性，回归自身。这是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两种选择。拿他写京剧剧本来说，他的本意还有要提倡中国传统道德。他曾经表示：概自民国以来，道德沦亡其不至于禽兽也。几希将欲借戏曲为改良社会之利器”，“将借伶人之口以唤醒国人”。这表明他的社会责任感一直没变。

从家族后人的角度写李准

记者：您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李准的亲侄孙，正因如此，书籍责编谭丽琳女士以“温情拟家传，理性作国史”主题为书作序，那么您在创作时是怎样平衡这两种身份的？或者说这两种身份如何共同影响着您的创作？

李昕：李准对于我的家庭有过重要影响。我父亲19岁上大学以前，实际是由他抚养。因为这些年来我搜集了一些比较珍贵的史料，包括一些家族史料，仔细研读后发现，李准值得一写。虽然图书市场上已经有几本不同的李准传记，但我觉得自己仍能够从不同角度、特别是从家族后人的角度写出一些新意，或许可以帮助读者弄清一些基本史实。

我认为“家传”和“国史”这两者根本是一致的，全无矛盾。关键在于客观真实，这便是写所谓“国史”的要求。写“家传”当然要带着感情，但是感情必须服从理性，绝对不可因为感情而歪曲史实。所以“不虚美，不隐恶”是我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则。对李准，对他父亲李征庸，我对他们有一个基本判断，相信他们都是功大于过的人，只要我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他们的形象自然就立住了，用不着我去刻意赞美。事实上，从读者的反映来看，也是如此。

记者：您本人拥有近40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经验，以往都是您为他人“做书”，这次您“跨界写史”，由他人为您“做书”，对于这种角色的转换感受如何？

李昕：我做了差不多一辈子编辑，到现在已经是38年，为别人编书，经手了大约3000本。退休以前，很少自己写文章，都是为他人做嫁衣。其实我一直是喜欢写作的，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开始做文学编辑的时候，就写过许多文学评论和散文随笔，还发表过小说和报告文学。但后来因工作忙碌，就没有时间继续写作了。

2014年我退休以后，开始恢复写作，主要是写两类文章，一是关于编辑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二是我和作家学者交往、帮助他们编书的故事。几年来我出版了七八本书，总体上还都是和“做书”相关，也和我个人的经历相关。

这一次写《南海何曾隐风流》，真的和以前作品不同，是“跨界”了。但这只是一个偶然：偏巧我手边有一些珍稀史料特别是家族史料，让我可以比较便利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又有海南出版社的邀约和一再催促，使我写成了这样一本历史类的著作。我不是搞史学的人，写这类带有一定学术性的著作是比较吃力的，勉为其难地完成了，非常希望史学方面的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当然写作在我，终归还属于业余性质。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或者学者，我的身份仍然是编辑，所以几乎没有“角色转换”的感觉。

李准档案

李准（1871年3月26日－1936年12月22日），原名继武，派名新业，亦名木，字直绳，四川省邻水县太安乡太安里柑子铺李家坝人（今柑子乡活水沟桅子湾人）。李准在广东历任候补道员、总兵、广东水师提督，后兼任巡防营统领。1909年，他在担任广东水师提督时曾乘坐兵舰巡视南海诸岛，这次巡视历时一个月，对群岛进行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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