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春夏之月，疫疠肆虐，宅于家，四方疫情传闻盈耳，心中焦忧，因读《岳阳楼记》，思范文正公“忧患天下”之言，不禁思绪翻腾。想到自己从少年时期到现在，几十年过去，读过的古代诗文，大部分淡忘了，唯独《岳阳楼记》的文字，依然记忆清晰，且不时辗转于脑际。尤其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沉淀心底，历久弥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这句话，既表现在他的人生实践中，也留在了他大量的诗文中，成了一份宝贵的历史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不以为苦，立志“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之用。”读书，穷理，任事，都是“为天下之用”，而非为己谋私。这是范仲淹“忧患天下”的思想基础。后来他举进士，做了官，在官场三十多年，清正廉明，奉公无私，为了国家的兴盛，推行“庆历新政”，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范仲淹所处的北宋时期，一度面临着西夏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形势十分严峻。范仲淹在朝中，力主对内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对外抗击西夏，捍卫国家安全。为此，他在奏答宋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具体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从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而这些改革，是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因为政治制度的改革，从来就是一切改革的核心。范仲淹重视“吏治”，他说，若腐败成风，“官乱于上，风坏于下”，必然毒化社会环境，埋下政治隐患，造成社会灾难。
范仲淹认为，治国之道的政治与军事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军事家，他提出了文经武纬，“文武参用”（《范文正公集·上吕相公书》）的主张。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坚决反对某些官员对西夏的妥协，坚持反击西夏的军事讹诈与威胁。他说“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范文正公集·奏上时务书》）。范仲淹担任经略安抚使，镇守边关，西夏不敢犯我，称其为“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范仲淹当时的威重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风云变幻，物换星移，山河几度炎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历经千年沧桑，一直响在人们的耳畔，激励着多少仁人义士、知识精英，为国家，为人民，不惜摩顶放踵，舍己为公，以利天下。这是何等宏阔的胸怀，何等伟大的境界！
人生于天地之间，作为生命，衣食住行，繁衍生息，不能无“私”，此理至明。然则，天地者，生我之载所；国家者，养我之邦家。所谓“父母之邦”，便是把祖国视作自己的父母。
何谓“忧患”？患者，病患；忧者，关切也。大自然的灾变，国家的患难，人们最需要做的，是关切它并救治它，而不是贬损它或戕害它。《岳阳楼记》所说的“古仁人之心”，就是这样的“忧患之心”。这样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以称之为“仁人”。
“忧患之心”首先是“公”字当头。天下之公，国家之公，都是“大公”，所谓“大公无私”，应当是人类社会最为高尚的道德追求。
《岳阳楼记》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文章中的回答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十四个字，首先体现的是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这样的思想襟怀，是“古仁人”即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境界，也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值得学习与追求的！
范仲淹在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念念不忘地劝告仁宗皇帝：要“尊崇贤良，裁抑侥幸”（《范文正公集卷十八·遗表》）。他认为，知识阶层中的优秀者所谓“贤良”，无论是否做官从事公务，都应当加以尊崇；而对于那些投机取巧、异心叛道的侥幸者，两面人，则需严加裁抑。显然，这样做，是符合国家人民利益的。先有天下之忧，后有天下之乐，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便是创造“后天之乐”的必要举措。重要的是，人人将“忧乐天下”落到实处，身体力行，而不是空喊口号，徒逞姿态。我想，这就是范仲淹的社会担当与高尚情操，也是《岳阳楼记》传诵千古、垂世不朽的原因吧。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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