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爱国实业家。在谈到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史时，不能不提到商务印书馆，而谈到商务印书馆时，不能不提到张元济先生。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七七事变”，侵占了我国半壁江山。上海沦陷后，日军在上海烧杀抢掠，欺凌国人，张元济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慨，写了一本书，叫《中华民族的人格》，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二十四史中选录了许多我国历代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他们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迹，表达了张元济先生的爱国心声，为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后来，这本书惹恼了日军，日军以“抗日”的罪名，查封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凡是商务印书馆印有“国难版”字样的书籍，一律不准出售。
商务印书馆当时在中国出版界久负盛名，日本占领军有意想拉拢张元济，希望张元济能够为所谓的“中日亲善”宣传发挥一定的作用。有一天，日本占领军派了一名军官到张元济的寓所去拜访他，年逾花甲的张元济在一张纸上写了“两国交兵，不便接谈”八个字，叫儿子张树年交给这个日本人，拒不接见。几次下来，日本占领军只好作罢。
张元济和蔡元培是同科进士，私交甚笃，蔡元培和汪精卫都是“西山会议派”人士，通过蔡元培，张元济和汪精卫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汪精卫在青年时期风流倜傥，1901年曾经因为暗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轰动全国，而他自撰的绝命诗“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们传诵。张元济曾经对汪精卫很有好感，对汪精卫的“革命气概”很是欣赏折服。他对蔡元培表示过，他愿意为汪精卫效劳，如果汪精卫需要什么书籍之类的东西，他将尽力给予提供支持。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了汉奸，充当了日寇卵翼下的南京汉奸政府主席，张元济气得写信痛骂汪精卫，从此以后再也不理他了。1943年冬天，日军将商务印书馆的《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两部书的铅皮版全部抢走，拒不返还。当时有人劝张元济为了商务印书馆的利益，去找汪精卫疏通联络，也许这两部书宝贵的铅皮版能够完璧归赵。但是，张元济宁可忍受巨大的损失，绝不肯低头去找汪精卫向日军求情通融。
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有自己所坚持的信仰追求、道德准则和价值尺度。张元济作为爱国的出版家和实业家，始终心怀国家和民族，爱憎分明，道义凛然，这正是一个真正中国人的精神和灵魂之所在，也是鲁迅先生所赞赏的，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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