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大疫，夺走了建安“五子”

《建安七子图》（明 绢本）王问 作■赵柒斤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一场大疫，不仅夺走了许多无辜者的生命，也加速了邺下文人集团的解体，导致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建安文学”进入低谷。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第五个年号，从196年到220年。建安文学独具特色，诗词成果斐然。其表率作家主要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帧）。该文人集团形成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初，随“委质于汉南”的王粲、“归命于河北”的陈琳、“从宦于青土”的徐干和“徇质于海隅”的刘帧等相继来到邺城归附曹操，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最终聚齐。建安十四年二月，曹操军至江陵，置酒汉浜，飨宴群僚，陈琳、王粲、应玚、杨修等，有感于宋玉《神女赋》而各有同题之作。这标志着邺下文人集团诗赋唱和、互相赠答风气的最初出现。

从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八年，是建安文学最繁荣阶段。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总结道：“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意思说，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文学家们所共有的特色。

建安“七子”中，以颜值最低的王粲文学成就最高，被誉为“七子之冠冕”，与历史上“仙才”之一（另两位是李白、苏轼）的曹植并称“曹王”。他以诗赋见长，其创作的诗赋数量几乎等于建安其他“六子”的总和，《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词代表作。王粲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英雄”传记史书《汉末英雄记》的作者。然而，才华横溢的王粲却死于瘟疫。《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曰：“（王粲）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缘何“道病卒”？原来，建安二十一年冬，曹操整军备战，治兵而征孙权，十一月攻占谯县。第二年正月，曹军屯兵居巢……二月时，与孙权在濡须口（今安徽含山县一带）交战，逼孙权退走。三月，战事稳定后，曹操领军还邺……途中，王粲染病而死。《三国志·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司马朗”（司马懿的哥哥）记载了此次军中疫情：“建安二十二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宋代著名类书《太平御览》引曹植《说疫气》描述了这场瘟疫的毁灭程度：“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其实，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在208年被曹操所杀、阮瑀于212年寿终正寝外，王粲和其余“四子”均因这场瘟疫病逝。

曹丕篡汉登上“九五之尊”后，时常怀念昔日与建安“七子”诗赋唱和、互相赠答的情景，并评价了“七子”文学成就。《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谓：“文帝《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惧逝。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徐干）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着《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德琏（应玚）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着书，美志不遂，良可痛借。孔璋（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王粲）独自善于辞赋，借其体弱，不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曹丕《典论·论文》称刘桢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以此相报。”刘桢以诗歌见长，其五言诗极负盛名，后人将他与曹植并称“曹刘”。

一场瘟疫，夺走建安“七子”中五位文学家年轻的生命，加上孔融、杨修、丁仪等被杀，曹丕代汉称帝忙于政务，曹植备受曹丕猜忌、已遭软禁等原因，红极一时的邺下文人集团随即解体，建安文学也进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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