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的不是缸？

司马光画像■吴辰

如果司马光泉下有知，看到一千年前他所为大宋做的一切都早已被人淡忘，使他名扬百世的竟然是一口缸，恐怕连他自己都会哑然失笑。这位享寿66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将一生的抱负写进了那部史学巨作《资治通鉴》中，却没想到历史给自己开了一个玩笑。不过，置身政坛，千古功过任人评说，多少人来了又走，所谓功名也只不过为王侯家锦上添花而已；但是砸缸救友的英雄少年，遍翻青史恐怕也只有司马光一个。砸缸，这一英勇的行为早已融进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深处，激励着孩子们的成长，为民族的血液中注入了责任和担当。

砸缸的真相

1019年，河南信阳光山县令司马池喜得一子，由于自己时任光山县令，司马池就为其取名曰“光”。司马一门，原是魏晋时期“司马八达”之一司马孚的后人，世居山西涑水，却阴差阳错地因为河南光山扬名。不过，司马光并没有忘记他的故乡，逢人总会谈起山西涑水，世称司马光为涑水先生，而因着涑水先生，一众门人志同道合，为往圣继绝学，又形成了一个“涑水学派”，司马一族的文脉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说起少年司马光，“砸缸”是一个绕不过的关键词，经常有好事者质疑司马光可不可能砸缸、砸不砸得动缸、砸的是什么缸，甚至还有人为此进行了严肃的考证：有文物专家认为，宋代造缸技术还不成熟，司马光是不可能接触到缸的；有考古专家却发现了宋代缸的残片，认为司马光砸缸完全是有可能的。

不过究其本源，司马光砸的可能真的不是缸，而是瓮。

宋代有个诗僧，法名为惠洪，他曾经写过一本名叫《冷斋夜话》的诗论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在书中，惠洪不但评点诗作，还多收录诗人轶事。在写到司马光的时候，惠洪就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温公童稚时，与群儿戏，一儿偶堕瓮水中，群儿哗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髫龀中。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而《宋史》上则记载得更为精炼：“群儿戏与庭，一儿登瓮，足跌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后京洛间画以为图。”可见，司马光“砸瓮”这个故事应该是确有其事，而司马光的机智也在当时就成了家长们教育孩子的绝佳范例，家长们将印有司马光砸瓮的图画买回家，司马光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不知道引起了多少人的羡慕和效仿。至于“瓮”怎么变成“缸”的，这可能就完全是因为读起来顺口，谁让他的名字叫司马光呢？司马光砸缸显然要比司马光砸瓮要好听很多。

其实，司马光砸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勇敢和机智。砸缸这一事件对于少年司马光来说简直太不值一提了，后来文质彬彬的治国能臣在少年时代允文允武，十二岁那年，司马光随着家人由河南前往四川广元，都说蜀道难，朝避猛虎夕避长蛇，这一次，还真让司马家遇到长蛇了。全家人手足无措之时，司马光抽出利剑，扎在蛇身上，将蛇打落山崖之下。秦汉时有五丁斩蛇开山的故事，而司马光作为一名十多岁的少年，以一己之力搏斗长蛇，恐怕要比那开山的五丁还要英勇呢。

天地大文《资治通鉴》

说起二十四史，恐怕每个人都不会陌生，它厚重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而在这二十四史之外，还有一部史书是历代王侯将相治国理政所必备的，这就是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与二十四史以“书”“史”命名不同，《资治通鉴》这个名字意味更加深远，这四个字是由宋神宗亲自敲定的，取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意思，常言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也就是说，宋神宗当初安排司马光主持编纂这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铸造一面镜子，从中体悟治国理政的道理。显然，司马光的工作是卓越的，一部《资治通鉴》，成为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之作，后人盛誉其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并认为无论是君臣，都应该熟读这部著作：“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梁启超对其评价更是可以被称作是空前绝后：“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毛主席对这部书也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竟达十余遍之多。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北征，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二百九十四卷，可谓是浩浩荡荡，卷帙繁多，为了编撰这部著作，司马光足足用了十九年的时间。《资治通鉴》与以纪传体为主的二十四史不同，它的体例主要是编年。它不再是就事说事、就人说人的讲故事，而是将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读后不但了解了历史事件是怎么回事，更弄明白了它的起因、经过、结果乃至余波。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夹叙夹议，将自己有关政治的见解写在了对历史的梳理中，司马光执政讲究儒家的“礼”，也就是名分，他敏锐地察觉到三家分晋这一事件对于周礼的破坏性，便将其定为这部书的开端；而后周世宗北征征的是契丹，收复雄州则意味着礼的恢复，故而，司马光将其作为著作的结束。司马光一生追求“礼”，并将“礼”看作是大宋江山的基础，这部书其实正是司马光一生政治见解的集中体现。

司马光为了《资治通鉴》耗尽了精力，在全书末尾，他写道：“臣今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部巨著里每一个字不只是由浓墨写就，还饱沾着司马光心血以及对国家的热忱。

与苏轼、王安石的友谊

古人讲究“生前身后名”，对那些从小浸染在文山墨海中的政治人物们来说更是如此，而司马光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其成就和待遇都令千古文人羡慕不已。

司马光幼时既有“神童”美誉，未满二十岁即考取进士，从此一路平步青云，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一直做到尚书左仆射、龙图阁直学士。去世后，朝廷鉴于其编撰《资治通鉴》，追赠其太师、温国公，并许其从祀于孔庙，康熙年间，又许其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这对于传统文人来说，是极为尊贵的荣耀了。不仅如此，对司马光，朝廷赐其谥号曰“文正”，从谥法来讲，“文”乃是“经天纬地，刚柔相济”，“正”乃是“内外宾服”，皆是极上品的称号，这不仅是对司马光功绩的肯定，更是对他人格的赞美。

大宋到了神宗一朝，可以说是高手云集，司马光自不用说，苏轼、王安石等人也都是万古扬名的名臣或者大文学家，但是，这些人聚在一起却未必那么团结。起初，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三人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毕竟置身官场，又都是有着极强政治抱负的不世之材，都说一山难容二虎，三人同朝更是免不了争执，于是，同是出于对赵氏天下的责任感，三位好友一时间竟成了水火不容之势，乃至分道扬镳。司马光守旧、王安石革新，苏东坡徘徊在新旧之间，于是，三人总是在误会之间分分合合，离多聚少。

1086年夏天，当司马光得知曾经的好友、曾经的政敌、曾经将其从政治舞台上逼走十多年的王安石病逝，他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惆怅不已。此时，王安石的新政已被重新登上政坛的司马光亲手废除，当世人皆以为司马光会对王安石的一生进行苛刻的评点之时，他却说“不可毁之太过”，的确，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政治见解的不同都是为了国家的昌盛、百姓的安康，这就是君子之交，惟德是论、无偏无党，就凭着这六个字，司马光就配得上“文正”的谥号，也称得上是千古名臣。

王安石去世不久，司马光也离开了人间，也许在那边的世界，这两位旧时好友还能把酒言欢，言笑晏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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