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评
不久前，上海一外卖员因不满顾客要求送外卖上楼，不仅拍视频辱骂，还朝外卖里吐口水。这一事件立刻引起舆论热议，引起了人们对外卖食品安全的担忧，甚至有人提出，相关部门应该立法要求“外卖食安封签”，以期杜绝外卖员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食安封签”要不要立法，看起来支持者偏多。立法规范行业乱象，不仅颇具建设性，而且十分符合公众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常规思维。但看似“名正言顺”的做法，结果是不是一定如人意，恐怕还要深思。
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问题上，行政和立法，无一可以缺位。有时，一些貌似“行业问题”的事，其实是极端个案、局部问题，有关方面仍下意识地动用大量行政手段，舆论也动辄呼吁立法规范，看似“立竿见影”，却未必“一劳永逸”。
社会治理是个复杂系统，看问题不能只看眼前和表面，更要看到本质和根源。拿外卖事件来说，“吐口水”这类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是不是高，是否到了必须出动行政甚至立法资源来干预的地步？现行的法律资源，又是否已不够用，而需要“专项投入”？这些都应予以认真评估。
而买方与卖方的纠纷，更涉及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信任问题。这需要平台履责，也需要社会营造环境，让消费者和服务者之间多一分理解和体谅。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退一步说，即使一纸文件能够解决问题，能否轻易动用这样的手段也应思量。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的当下，这是管理者常常需要考虑的。
行政手段和立法资源，背后都有成本。动用多大的成本，解决多大的问题，这是一笔“账”；何况有时还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一些特定手段的效果是否可以持续，是个未知数。
过度的干预，可能破坏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可能妨碍新兴行业的成长、阻碍创新，甚至造成某些群体的对立……对任何一项公共决策而言，是否有这些潜在风险，都是决策前应当充分评估和考虑的。
不是说“食安封签”和其他类似的争议性问题，一定不能用立法方式解决，一定不需要行政干预。但是否干预、怎样干预、是否立法、怎样立法，都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评估过程。
良好的公共决策，应当从这种简单的思维定势中脱离。社会秩序不仅由条条框框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规范，更多情况下受到软性的公序良俗、市场规律影响，这些“看不见的手”复杂、细微但真正有效。
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正因重要而珍贵，所以更应审慎行之，让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杜绝“浪费”和“滥用”。（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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