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片段

城市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网络资料图）□彭京宜

我1973年1月毕业于湖南郴州宜章一中（高4连3排），原本要由宜章县知青办安排上山下乡，此时父母亲正好由宜章县调往嘉禾县，于是我的“关系”转到了嘉禾县知青办。这年7月初，我挑着自己的行李，一头是铺盖卷，一头是肥皂箱（里面装着衣服、裤子等），离开了嘉禾县城的新家。那天，爸爸和弟弟送我，先坐1小时大客车，再步行大约半小时，终于来到了嘉禾县行廊茶场。这里有300多知青，耕种着1000余亩茶园和200余亩水稻。茶叶先由场内初加工，再到省城精加工，然后销往全国各地，据说还要送往阿尔巴尼亚。这里每间寝室住3个单身知青，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以及床下面那个肥皂箱。我在这里干了2年多，除了当茶农、粮农以外，还业余当过发电员、理论辅导员、小卖部售货员、食堂管理员、生产队会计、场团支部书记等等。我的基本生活内容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以肥皂箱为凳，趴在床上写日记。我的基本精神状态则是：苦，并盼望着——盼望什么？做梦都想上大学。

当辅导员亦忙亦闲。当我在团支部大会上的发言“崭露头角”，当人们知道我是宜章一中的高才生，更重要的是，当组织上了解到我的父母都已经“解放”了，我便被任命为茶场的理论总辅导员。总辅导员的任务，就是利用晚上给全场共青团员、各生产队辅导员讲党的理论，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矛盾论、实践论、批林批孔、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等。回想起来，真要感谢宜章一中的政治老师刘向春，他深入浅出的政治课，经常让我过目难忘，我把刘老师灌输给我的东西，又贩卖给我的听众，竟然获得很高的评价，我俨然成了受人尊敬的“大秀才”。成了“大秀才”以后，我的劳动强度也因之减少，例如我可以合法地在“双抢”时节不下地，而躲在室内办墙报。我的墙报是以“行廊茶场场部”的名义办的，报名叫作“学习与批判”，一共办了十多期，内容涉及解读上级的精神，传达场领导指示，宣传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等等，整整占满了茶叶加工厂的东外墙，确实是蔚为壮观呢。每期墙报出来，都会吸引大量读者，人们评头品足，啧啧称赞。当有人泄露这是我一个人用2天时间弄出来的，而且是不用草稿直接用毛笔写在大纸上的，大家都竖起来了大拇指。

当售货员亦乐亦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场领导决定让我接管小卖部，这是场里唯一的小卖部，供应着全场几百号人的日常用品，但只有半个编制，即我在业余时间（8小时之外）担任店长兼售货员。也就是说，别人下班休息，我必须下班开店；别人星期天放假，我星期天要到4里以外的公社供销社进货。我知道这活儿不好干：牺牲了休息时间，牺牲了节假日，进货要手提肩挑，保管要格外细致，弄不好还要赔本等等。但我想到这是场党支部的信任，还想到场里给配一辆旧自行车，而我非常喜欢骑自行车跑来跑去，心里那点不快也就冰释了。那时场里最大的问题是买不到香烟，为此我去公社供销社向有关人求情、求情、再求情，以至于跟供销社主任大吵一架。主任说我这里是全局，你那里是局部，我的责任是保障全局，而不是保障局部。我说没有了局部，还有什么全局，再说了我茶场是知青点，是全社的重点，你不保障重点还保障什么？他说你放屁，重点是农村而不是茶场，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懂吗？我说你放狗屁，知识青年要爱护和保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你懂吗？如此这般，吵得主任狼狈不堪，也吵得我大败而归。那时节，我8小时之内下地干活，8小时之外开门卖货，星期天则骑着那辆旧自行车，载着沉重的酒盐味精肥皂什么的，穿行在又窄又陡的山路上，忙得不亦乐乎。不料到年终盘点时，小卖部竟然亏了几十元。人们对此解读不一，有人说是贪污，有人说是不会算账，也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他观察我卖货整整一小时，竟然有3人拿走东西没有付款。面对这一切，我只有苦笑而已。

我还当过茶场的食堂管理员。茶场食堂并不大，它只需要服务场领导和70年代来的知青，总共不足100人，而60年代来的知青大都已经结婚生子，在家里自己烧饭做菜了。食堂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炊事员，负责煮饭做菜烧水，还要去1里外的水渠挑水，每天奔走十几个来回，最后还要在水池里放上明矾，直到浑黄的渠水变成清水。一个是管理员，负责买米买菜卖票，还要负责做大量煤饼，保证食堂有充足的燃料。领导找我谈话，说就你们两个人，要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我说应当增加一个人，光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还不够，还要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啊。领导笑了，表扬我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背后却说我书呆子气很重，我的意见当然未被采纳。买菜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去供销社卖海带，去墟场买西红柿，去农民家买鸡蛋鸭蛋，去到水田里将莲藕一根根拔出来，经常弄得浑身泥水，采购到的东西却很少。我流了许多许多汗水，那辆旧自行车终于成了破自行车，但一道红南瓜统治食堂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倒是常常做煤饼，让我有了成功感：先把细煤筛出来，参入适量黄土，堆成一座小山峰。再在峰顶上挖一个洞，加上适量的水，用草刮将它们和匀。然后卷起裤脚光着脚走进去，一圈一圈地狠狠踩，直到将它们踩成煤浆。最后用双手将煤浆拍成球，用力往墙上砸，那煤球就像5角4分钱1斤的饼那样粘在墙上了。在茶场，几乎所有的墙都沾满了这种煤饼，它不仅没有破坏美观，反而成了生活红火、人丁兴旺的标志，而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砸”者。

1975年8月，茶场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我以得票第一的结果胜出（一名女知青与我并列第一），顺利走进了大学校门，从此结束了知青生活。两年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它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站点，它瘦我形体劳我筋骨苦我心志，却长我知识磨我意志壮我胆略，给了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生命中的这个重要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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