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慈刚
母亲和父亲的结合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只有1岁半时作为娃娃亲许配给3岁的父亲，两家属通家之好，门当户对。父亲少小从军，继而转战南北，经历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在战火纷飞、父亲生死未卜之时，母亲不惧流言蜚语毅然走进未过门的婆家，慰藉忧心忡忡的爷爷奶奶，代父亲侍奉爷爷奶奶。
后来父亲成为了一名公安局的教官，按政策母亲可以随父亲进城吃商品粮，但母亲断然放弃了。当时爷爷奶奶年岁已大，需要有人照顾。再说，母亲也不想拖父亲的后腿。在那个凭工分吃食堂的年代，母亲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纺纱织布，逢集日，天不见亮赶到集市卖完布又匆匆赶回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连一角钱一个的馒头也舍不得买一个充饥，饿了就喝一瓢凉水，平时用锅巴掺把野菜，煮一煮，就是一顿饭，却尽量让两个老的（爷爷奶奶）和两个小的（我的姐姐哥哥）吃饱穿暖。
然而，贫苦的日子刚刚过去，美好的生活近在咫尺时，一场猝不及防的伤病使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家庭的重担再次沉重地压在母亲柔弱的肩上。当时爷爷80岁的高龄，成年的大姐已经出嫁，哥哥在部队服役，我和另外两个姐姐尚未成年，可谓是孤儿寡母、凄风苦雨。
母亲把失去丈夫的悲痛藏在心底，担起养老扶幼的责任。当时，中国农村正经历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变革，分田到户。我家分了近5亩水田和3亩山地，家中没有男劳力，也没有耕田犁地用的牲口，母亲就带着两个姐姐风里来雨里去，干着常人所不能及的农活。那5亩水田和3亩山地，有时通过换工让人家帮忙犁田，但通常都是母亲带着姐姐们用锄头刨挖出来，赶上季节种上庄稼换来一季的收成。三伏天里，40多度的高温，知了都懒得吟唱，最勤快的农人也在树荫下歇气，母亲却在烈日下赶收赶种，常常一身湿透，几近昏厥。我记忆里的无数个夜晚，司晨的公鸡已开始鸣叫，母亲还在田间地头劳作。
母亲说，她要靠双手让自己的孩子活得有尊严。那些年月里，母亲就像一只母鸡勇敢地为小鸡遮风挡雨，浑然不顾自己已成落汤鸡。母亲是远近出了名的才貌双全且有侠肝义胆的女子，父亲去世时，母亲才40多岁，但是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多少条件好的人来求亲，一向对人客客气气的母亲这时却像换了个人似的，气急败坏地将求亲的人赶走。母亲对劝说她的好心人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受委屈。
母亲对孩子的爱同时有着非常严厉的一面。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天，和我同班的表哥说：我们今天不上学，偷偷出去玩吧。当我们玩了个昏天黑地回到家时，得知我逃课消息的母亲非常生气，不仅不给我吃饭，还拿来一根竹棍狠狠地打我，使我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稍有懈怠就想起了母亲恨铁不成钢的眼神和打我的竹棍。
在饥饿和贫穷中长大的我，成年后的梦想是当种植养殖专业户。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的春风也已吹进闭塞的山乡，万元户成了新的价值取向。母亲说，你还是去当兵吧。作为军人世家，军队对我缺乏神秘感和吸引力。母亲见我无动于衷，悲愤地说：男子汉志在四方，难道你就一辈子当个见识短浅的乡里人？我这么吃苦是为了什么？
为了顺从母亲的心意，我忍痛放弃我的专业户梦想穿上军装。20多年过去了，母亲送我离开家到部队时的情景经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饱经沧桑的母亲满脸的骄傲和不舍，嘴唇嗫嗫，欲言又止，在三月乍暖还寒的春风里看着自己的孩子越走越远。当我走到村口再回望时，看见母亲依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如一杆旗。在母亲期待的目光里，我从一个懵懂的农村青年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士兵、一名军官、一名部队团职领导。现在看来，母亲可谓用心良苦。母亲自己年老体衰多病，正是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却果断将自己的幼子送到部队接受锻炼，报效国家。一个农村妇女对小家和大家却分得如此清楚。
儿行千里母担忧。随着我在部队职务的提升，不断有了更多管人管钱的权力，也让母亲在担忧我平安的同时，多了一份对我廉洁守法的关注。在电话尚属稀缺资源的年代，母亲一个月最少一次拖着积劳成疾的身体从几公里外的乡下走到县城邮政局，专门打电话叮嘱提醒我：千万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而在随我居住的几年里，母亲和我聊得最多的不是家长里短，而是好好工作，廉洁自律。当看见电视报道某某贪赃枉法受到法律严惩时，母亲总是要我引以为戒，母亲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经常讲的就是做人要守本分、讲规矩。在母亲的世界里，对自己孩子的要求就是做个好人，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她认为好人的标准就是遵纪守法、恪守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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