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导演郭帆：《流浪地球》是这样诞生的

《流浪地球》剧照。《流浪地球》导演郭帆。■本报记者徐晗溪

《流浪地球》从2月5日上映以来，凭借其气势磅礴的特效场面与动人父子情获得大众的喜爱与支持，截至3月14日，中国电影票房突破46亿元，成为一部现象级的中国科幻电影。

不久前，美国流媒体平台Netflix宣布获得《流浪地球》除中国内地外的全球流媒体播放权，将把《流浪地球》翻译成28种语言，面向19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播放，引起了影迷的广泛关注。

《流浪地球》与海南渊源颇深，导演郭帆毕业于海南大学法学专业，不仅曾计划来海南取景拍摄该片，还将该片路演第一站放在海南，以表达对母校和第二故乡的感恩之情。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专访郭帆，听他讲述电影背后的故事。

大学学法学，但一直想拍电影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一直有个影视梦，最后为什么学了法学？法学的教育背景对您现在拍电影有什么帮助吗？

郭帆（以下简称“郭”）：1999年高考的时候本来是报的北京电影学院，但是那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山东不招生，所以我就没有考的机会。本来想复读一年，但是我妈劝我说你复读也未必能考得上。因为我当年文化课成绩还可以，家里就劝我选一个当时比较火的专业，比如法律、计算机、英语、经济这一类的，所以就选择了法律。

其实学法学对我后来的工作影响还挺大的，它可以帮助我建立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做事情更有条理。

对学弟学妹的建议是，如果你所选的专业或者你考上的专业不是你真正想去学习或者从事的那个专业，那还是可以重新出发，选择你真正想做的事情。这样才有最充沛的动力，义无反顾地开始尝试，勇敢迈出第一步。

记：曾经有老师说您不务正业，在坚持梦想的过程中，您有过犹豫与动摇吗？

郭：这需要一个过程，一开始会有困扰。比如别人的不理解，周围的同学也好，家人也好，老师也好，可能都会有不理解，或者说是阻拦、不建议、泼冷水等等。

但是，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曾经令我决定即便是上了法学专业依然选择去拍电影的转折点，那个点是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画面，画面里是当我七老八十的时候，在回望自己还并未发生的一生，看看这一生里还有什么事情自己想做而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想去做导演、拍电影。

那个时候如果看到了这个场景，你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为了不让这个来不及的事情发生，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就去做。是这个画面一直激励我，在很多次犹豫、动摇的时候，这个画面都会反复出现。

拍科幻电影既是梦想，也有种使命感

记：科幻电影一直是世界电影里比重很大的类型，但这么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没有特别有代表性的科幻片。作为一名青年导演，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去啃硬骨头？

郭：从个人层面来说，拍科幻电影一直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小时候就很好奇，为什么中国没有特别出彩的科幻电影？直到我真正开始拍的时候才明白，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科幻电影的性质很特殊，它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当今天我们国家有了玉兔登月这样的突破时，观众看到我们电影中有了中国的空间站和宇航员，才会觉得有信服力。

第二个原因就是制作上有很大的难度。我们国家的电影工业化还不算成熟，而好莱坞已经形成产业化了。2014年电影局派了宁浩、路阳、肖央、陈思诚和我，我们五位导演去派拉蒙影业观摩学习，我们都是被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化所触动，所以回国以后，我们五个人不约而同地都在做和电影工业化相关的事情，比如宁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路阳导演的《刺杀小说家》、陈思诚导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肖央导演的《天气预爆》，以及《流浪地球》，我觉得这是一种使命感。

记：《流浪地球》小说不足3万字，但设定“流浪地球”计划长达2500年。您将文本改编成电影的时候，都遇到哪些挑战？

郭：小说和电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艺载体，小说可以有很多视角，比如它从宏观的视角来描写人类的命运、宇宙的变化等，但是电影不行，如果电影站在一个宏观视野下去拍，就会变成一部科教片。

电影的核心是人物和情感，所以我们选择以刘慈欣老师宏大的世界观和“把地球推离”的文化内核作为基础，去找到人物、提炼情感，我们相当于从这2500年里攫取了36个小时来讲述这个故事。

最大的困难其实在一开始，因为科幻剧本的创作和现实主义题材有很大不同，剧本在一开始不是要编故事，而是要建立“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我们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比如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等，在五六十年后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还有自然科学层面，比如整个地球的物理环境会有哪些变化，气候、地貌、洋流等等。

这些背景设置完，我们还编纂了一百年的编年史。而这些“世界观”又不能是单纯的文本式的，必须要赋予各种图，所以我们又创作了3000多张概念设计图，来完善这个世界，整个设定过程我们用了8个月。

两部电影在海南路演源于感恩

记：很多人都说从电影《流浪地球》中看到中国人对土地的热爱，这种对土地的眷恋是来源于您的生活经历吗？

郭：其实我们是从美国找到这个电影的文化内核，2016年我带着《流浪地球》去美国工业光魔公司做考察，他们是好莱坞顶级的视效公司，《星球大战》就是他们的作品。当时和他们聊了一下这个故事，他们就很兴奋，“地球出现危机以后，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连逃离都带着家？”仔细思索你会发现，这其实和我们的文化息息相关。

我们对故土家园的眷恋是深入骨髓的，当你买房子的时候，买的其实不是六面墙，不是一个物理空间，你所得到的其实是父母、儿女、妻子的情感，甚至是丈母娘的眼神，这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这个电影里真正算是我“藏私货”的地方应该是对于父亲这个角色的创作，也就是刘培强。这个角色其实是写给我父亲的。我和父亲的关系非常传统，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那种父子关系，我们两个人很少能坐下来说些什么，除非喝点酒。

就像朱自清先生在《背影》里所写的一样，我关于父亲最后的记忆好像就是个背影。包括我自己做了父亲以后其实也是这样，我儿子今年四岁，但是我依然很难对他说“我爱你”之类的。但是作为父亲，对儿子这种深沉的爱是不会减少的。这个是电影里和我自身经历更有关系的一个点。

记：《同桌的你》路演也放到了海大，甚至原本也打算将《流浪地球》放在海南拍摄。您对海南感情很深，以后打算来海南拍电影吗？对海南发展影视产业有什么建议？

郭：两部电影都选在海南路演确实是对母校和第二家乡的感恩之情的表达，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去海南拍片。海南现在也有比较健全的硬件设施，也有了电影节。海南应该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下发挥特长，在建设硬件的同时，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人才，可以帮助项目落地，也要加强软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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