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下午，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郑燕等8名被告人因犯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判刑，并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从事看护工作。
联系新闻来看，那些被告人在实施虐童行为之时，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甚至还可能认为对这些弱小的孩子下手，孩子没法反抗也不会声张，别人也就不会知道，最终虐童行为演变成了在亲子园内公开的“秘密”:一人实施虐童，其他老师围观；幼儿园管理人员不仅不对老师的虐童行为加以制止，甚至在日常管理中还要求其他被告人对幼儿“做规矩”时注意回避监控。如此作为，他们受到依法惩处是咎由自取。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就构成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番8名被告人被判刑时，有些被告人在庭审现场悔过时泣不成声，可他们给孩子心理造成的伤害已成事实，“悔不当初”的感受对他们自身虽然刻骨铭心，但对他人、社会造成的损害已无法挽回。通过对个案的依法裁决，刑罚的惩戒功能得以实现。此外，新闻中提到的“禁止令”也值得关注，那些被告人之所以能够实施此类犯罪，是基于其工作岗位的便利条件。8名被告人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从事看护工作，就是采取物理隔离的方式“釜底抽薪”，防止这些人在一定期限内再犯同类犯罪。
刑罚震慑与禁止令的实施，给公众普及了一堂不得虐待被监护、看护人员的法律课，让更多人对虐童犯罪有了一定的认知。可要防止携程虐童案重演，光有刑罚的惩戒还不够，光靠禁止令也未必能杜绝，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必要的监管机制。携程虐童案发生后，当地教育局表示亲子园只是携程内部职工子女的托管点，并非正规教育机构。这就意味着此类亲子园还可能处于监管的盲区，关起门来就成为了“独立王国”，孩子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任人宰割、欺凌的对象。
由此可见，要从制度层面堵塞类似亲子园的监管盲区，让谁来监管、如何监管的责任真正上肩，那些虐童行为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更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发展成团伙犯罪。否则，就要及时启动问责机制，让那些怠于行使监管职责的人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那些监管主体明确的幼儿园、养老院等场所，也有必要切实开展隐患排查，将监管责任明确到具体的人员，实行挂牌公示，让监管的触角时时有、处处在。(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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