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唐朝三大诗人的消费与生活

李白杜甫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白居易

文\本刊特约撰稿金满楼

曾有人说，看了《木兰辞》里“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句，就可以判断花木兰是女的了。因为按男人的购物习惯，通常是直来直去，不会连跑四个市场。类似说法虽是段子，不过也折射出男女消费习惯的不同。“消费”一词，通俗说是如何花钱，若是会买也是一门艺术。那么，古人是如何花钱的呢？他们的消费观如何？从古人的诗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李白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唐朝诗人中，李白无疑是最潇洒而又十分幸运的。李白出生于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除了晚年赶上“安史之乱”，其一生基本生活在盛唐时期，因而他的诗篇也多以自由奔放为主。李白诗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爱喝酒和爱旅游。

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他好酒，写喝酒的名诗名句也很多，什么“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这些都是为人耳熟能详的。李白的得意之作《将进酒》，几乎就是一篇劝酒辞，什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喝到最后，“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可是够豪迈的。

此外，李白还是现在所谓的“旅游达人”。他一生中游历过很多地方，而且所到之处，都有各路朋友热情接待。比如著名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句，连带着主人汪伦也出名了。在李白的众多游历诗中，其中有写景的，比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也有写吃吃喝喝的，比如“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都是为旅游经济做贡献了。

李白这辈子，虽然求官甚殷，但因个性原因，即便得为天子近臣，最后也只落得“赐金放还”的结局。当然，李白家境不错，前后两任妻子又都是宰相孙女，因而他多数时候都是比较宽裕的。正因如此，李白虽然花钱如流水，但对于金钱的观念却很淡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再者，李白对自己的才华也有相当的自信，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也正是有这份豪气，才让李白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气。

杜甫潦倒新停浊酒杯

和李白相比，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就没有这般洒脱了。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论年龄只比李白年轻10岁左右，但他的处境要比李白糟糕得多。比如喝酒，李白动辄“金樽美酒斗十千”，可到了杜甫这，却成了“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很显然，杜甫喝的酒在档次上要比李白差多了。

从杜甫留下的诗篇看，他本人也是爱喝酒的，不过更多的是贫而无酒、借酒消愁。相关的诗句，在杜诗中并不罕见，如“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因为没钱买酒，杜甫只好依靠典当或赊账，之后更有“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这是靠着朋友苏司业，才得以继续喝酒。以上虽然是戏言，但也能看出杜甫确实身处窘境了。

按出身说的话，杜甫也算是官宦子弟，他少年时生活富足，也见过大场面，并曾先后游历过吴越和齐赵。然而，在成年以后，因为多次应试不第，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之门投赠干谒，但都没有结果。最终，在求官不得、困居长安的十余年里，杜甫郁郁不得志，他自嘲说：“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这就是困窘到要买减价太仓米吃的地步了。

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已经年过四十的杜甫才被授予河西尉（未就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样的小官。而就在这一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辗转于战乱之中，十分狼狈。就像那首著名的《登高》诗中说的，“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是连酒也完全喝不起了。这还不算，杜甫新盖的茅屋也被狂风袭击，“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接着，又是暴雨滂沱，“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这日子过得实在太不顺心了。

在亲眼目睹了上层社会的奢华糜烂后，杜甫也忍不住悲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的不公令他心有不平，民间的疾苦更是让他感到不安。在杜甫看来，个人的困境其实也是天下百姓的困境，但他在困境之中，仍旧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之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时，如果杜甫是高官尊爵，想必他也会散尽家财以救苍生吧！

白居易长安居，很容易

在唐代城市中，消费水平弱的群体还不仅仅是读书人，更多是那些社会地位更低的贫民。譬如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老翁的消费支出主要是吃和穿，甚至在寒冷的冬天连保暖的基本需求都不能满足，其贫可知。

作为李白、杜甫之后的大诗人，白居易在默默无闻时曾拿着作品去拜见名人顾况，后者拿“白居易”的名字开起了玩笑，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然而，在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顾况忍不住拍案赞赏：“有句如此，居天下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正如顾况所说，白居易在长安的生活果然顺利。当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社会生活日渐恢复。白居易在仕途上也远比李白、杜甫幸运得多，他在科举得中后，很快升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升为都察院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由于仕途上春风得意，白居易的收入也一直在上升，即便后来被贬出京城，生活也十分优裕。官俸之外，白居易还有不菲的润笔费，如他给元稹写《河南元公墓志铭》，1400个字就得了70万钱。

据《止戈集》中的记载，长安在夏天时非常炎热，很多高官显贵往往购买冰块来解暑降温。由于冰块都是上年冬天储存的，因而价格非常高。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买不起，就是官员或富商也只是小块小块的买，而白居易是“论筐取之，不复偿价”，而且每天如此，这个消费能力是相当高了。

因为一直在做官，白居易的一生也积攒了不少财产。据《达哉乐天行》中的自述，白居易在晚年时处置家产，“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都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由此可见，白居易在钱财上相当看得开，所以才会有“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的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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