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的朋友圈：声闻于外 鸣鹤应之

巫宁坤与妻子李怡楷合影。《了不起的盖茨比》。1983年，巫宁坤致沈从文信札。巫宁坤的学姐赵萝蕤精通琴棋书画。文\本刊特约撰稿王凯

正在阅读巫宁坤教授回忆友人的文章，突然传来老人去世的消息。惊愕之余，这才想起先生今年已经100虚岁，是难得的高寿之龄了。

巫宁坤是中国有名的翻译家和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他的翻译代表之作。抗日战争时期，巫宁坤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与吴宓、沈从文等名师相遇，又和汪曾祺、杨振宁等青年才俊同窗，只不过还未等毕业，巫宁坤便离开联大去飞虎队当了翻译；抗战胜利后，巫宁坤重返校园，后来到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期间结识了学姐赵萝蕤，后来他回燕京大学任教也是赵萝蕤所邀——这些中国学术界文化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构成了巫宁坤一生的朋友圈。

一生相知汪曾祺

巫宁坤是江苏扬州人，汪曾祺是高邮人，两人是江苏老乡，也是一生相知的好朋友。

两人相识于少年时，1936年春天，江苏省教育厅组织几所中学的学生到镇江集中军训，当时巫宁坤在扬州中学读高一，汪曾祺在镇江中学，还有苏州中学一位叫赵全章的，三人编在一个中队。他们年龄相仿，气味相投，很快便成了好朋友。说来也巧，后来他们仨又一同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只不过汪曾祺去了中文系，巫宁坤和赵全章读了外文系。

当时正是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联大学生大都是离乡背井，即使寒暑假也不能回家，一年四季都在学校里。昆明地处西南边陲，没有什么娱乐，学生没事儿就到茶馆喝茶，泡茶馆成了巫宁坤、汪曾祺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多年以后，汪曾祺在《泡茶馆》中这样写道：“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汪曾祺文中提到的“两个外文系同学”就是巫宁坤和赵全章。

汪曾祺和巫宁坤都喜欢写文章，他们除了上课便去泡茶馆，一边喝茶，一边想着写点什么，一篇篇小诗文就这样诞生了。据巫宁坤回忆，他们这些家山万里的穷学生，经常饥肠辘辘，拿到稿费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饭馆“打牙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联大学生中兴起了一股参军热，巫宁坤因为是外文系出身，所以便去飞虎队当译员；不久又去了美国，为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当翻译；战争结束后，巫宁坤在美国重新拾起了被战争中断的学业。而汪曾祺联大毕业后则辗转昆明、上海、北平、武汉等地，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在文坛已崭露头角。1950年代初，巫宁坤回燕京大学任教，这时汪曾祺正在北京文联《说说唱唱》杂志当编辑，一对好友分别8年后又重逢。

不久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巫宁坤到外地工作，此后时光荏苒，两人再次相逢，已是1980年了。这时巫宁坤与汪曾祺都到了花甲之年，开始体味“见一次少一次”的道理，于是便常常见面，聊天、吃茶、喝酒，倒也其乐融融。

1990年代初，巫宁坤与家人移居美国。1994年冬，巫宁坤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客中寂寞，想念京中旧友，于是给汪曾祺写了一封信，但未收到回音。巫宁坤有些担心，便又给南京一位文学界朋友写信打听消息，这位朋友回信说：“曾祺如今大红大紫，哪有功夫为你浪费笔墨。”巫宁坤觉得汪曾祺不是如此绝情之人，于是写信一探究竟，并索书画以慰相思。汪曾祺很快回信，挂号寄来字画各一，他在信中说：“前来信，因为把你的地址搞丢了（我这人书信、稿件向来乱塞），故未复，与"大红大紫"无关也。”巫宁坤阅后大笑。

1997年5月，汪曾祺逝世，巫宁坤作文以寄哀思。

一辈子的老师沈从文

沈从文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授，也在文学院中文系兼课，他没有教过外文系的巫宁坤，两人相识大概是因为汪曾祺的缘故。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深得老师真传，对老师也非常崇拜，沈从文在联大开设的各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汪曾祺全都选了。汪曾祺去看沈从文时，每次都带着巫宁坤，这样巫宁坤和沈从文慢慢也就熟悉了。

为了躲避日本人空袭，沈从文一家搬到昆明城外去住，只是上课时进城住几天。沈从文人缘好，他在昆明文林街20号有一间宿舍，只要进城，这里总是高朋满座，都是朋友、同事和学生来借书、聊天的。沈从文有许多书，内容庞杂，种类繁多，除了自己看，也借给别人看。巫宁坤和汪曾祺每次去看沈从文，先生总是拿几本书给他们读，他们许多杂七杂八的知识，就是这么学来的。

1951年巫宁坤回国时，沈从文已从北京大学调整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巫宁坤惦念先生，一回来便到中老胡同32号探望老师和师母。沈从文妻子张兆和是有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这时巫宁坤才知道两家原来有旧，他的姨妈就是张兆和的婶婶。有了这层关系，沈从文与巫宁坤愈发亲近了，以后送书给巫宁坤，总是写上“宁坤表弟”。

改革开放后，巫宁坤调回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晚年沈从文也在海内外文学界重新“热闹”起来，师生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也常见面叙旧。1980年代初，巫宁坤孩子要去美国留学，恰好沈从文的西南联大同事、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钟开莱来中国，沈从文借见面之机托他帮忙。估计是钟开莱应承了此事，所以沈从文专门致信巫宁坤，告诉他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当时巫宁坤也常常到欧美等地进行文化交流，1983年4月，他在美国加州访学时，著名政治学家、加州大学教授戴维·伊斯顿准备到北京讲学。伊斯顿对沈从文非常崇拜，想在北京一见。巫宁坤与伊斯顿是朋友，于是写信给沈从文，为两人见面牵线搭桥：“现有友人伊斯顿教授应社科院政治所之邀请来京讲学，……欲求一晤，特请我爱人李怡楷同志陪同前来，请在百忙之中抽暇接见为祷。”

沈从文与伊斯顿是否见面不得而知，但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上，我们发现巫宁坤与沈从文先生一直交往，师生之间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著名翻译家赵萝蕤的学弟

赵萝蕤这个名字如今知道的可能不多了，但大家对长篇小说《围城》可能比较熟悉，《围城》中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唐晓芙，据说赵萝蕤就是唐晓芙原型之一。

其实，赵萝蕤在学生时代就已是翻译界的名人。她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从小深受东西方文化熏陶，不仅能诗擅文，而且还弹一手好钢琴。赵萝蕤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时刚刚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继续读书吧，于是又考到隔壁的清华大学，在外国文学研究所读了三年研究生。1936年，赵萝蕤与新月诗人陈梦家结为夫妻。

抗战爆发后，陈梦家到西南联大任教，后来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学，赵萝蕤随丈夫到芝大英语系攻读博士学位。就在这个时期，她结识了同在芝大读书的小学弟巫宁坤。当时赵萝蕤与巫宁坤都师从克莱恩教授，接触颇多，据巫宁坤回忆，赵萝蕤在同学中资历和学问最深，但她总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神气和架子，对待同学们就像一位和蔼的大姐姐。

赵萝蕤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燕京大学，这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她在自己母校担任了西语系教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教授纷纷回国，年轻的赵萝蕤又兼任了系主任，当时西语系缺乏教师，赵萝蕤便邀请巫宁坤回国任教。当时巫宁坤的博士论文还未完成，但在赵萝蕤催促下，他于1951年8月匆匆赶到北京，赵萝蕤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

赵萝蕤将小师弟接到自己家里，她与陈梦家住在燕大校园里，家中陈设简洁、雅致，巫宁坤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

巫宁坤刚刚回国便在风景如画的燕园教书，身边又有赵萝蕤这样优雅的朋友，他的心中满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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