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鹿人接力“呦呦鹿鸣”重现

邦溪保护区内，几只坡鹿在觅食。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海南坡鹿。 姜恩宇 摄雨后彩虹乍现，在金色的夕照下，大田保护区的几只坡鹿在欢快奔跑。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一只出生10天的小坡鹿与母鹿在一起，一幅舐犊情深的甜美画面。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在琼西稀树草原上欢腾跳跃的海南坡鹿。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文\海南日报记者李梦瑶

53岁的符大亮静静驻立，隔着二三十米远，十余只海南坡鹿也静静驻立在原地。

双方对望良久，不知是哪个小家伙率先迈开四蹄，这群胆小又充满好奇心的原野精灵终于忽地齐齐转头，朝灌木丛深处跑去。

这样有趣又和谐的相遇，符大亮每天都要经历无数次。自1990年来到海南邦溪省级自然保护区成为一名坡鹿管护员，他已与这群海南坡鹿相伴相守了整整30个年头。

整整30年，只为了守护一群鹿，这事儿到底值不值？“值！”符大亮语气坚定，回答干脆。

“30年前，我们从东方大田引入18头鹿仔驯养，一转眼，现在保护区已有250余头坡鹿肆意撒欢。”由濒临灭绝到数量趋于稳定，符大亮很庆幸能见证海南坡鹿的种群复苏之路。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守护海南坡鹿的路上，自己从不是孤身一人。

岛上来了支考察队，摸清海南坡鹿“家底”

海南坡鹿是我国17种鹿类动物中最珍贵的一种，而在20世纪60年代前的海南人眼里，这只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野生动物。彼时，琼岛部分地区的人们常常能见到这样的情景：村庄附近，几头野生坡鹿混入牛群觅食，到了傍晚甚至随黄牛一起归宿牛栏。

然而仅仅过了数年，越来越多的猎人开始发现，猎鹿正变得愈发困难，以至于当时一对鹿茸几经转手，竟被卖出1.3万元的高价。

海南坡鹿为何突然数量骤减？最先关注这一物种种群命运的，是一支来自岛外的考察队。

那是1962年，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启动对海南岛野生动物资源的摸底普查。一根扁担，两条腿，上百斤行李还有做饭的大锅挑在肩上，年轻的考察队员们就这样跋山涉水走遍全岛各个县市，他们观察记录野生动物种类，也在走访中得知了海南坡鹿的危险处境。

围绕海南坡鹿的保护与拯救工作随即展开。但据曾参与当年调查的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教授徐龙辉回忆，起初他们连坡鹿踪迹都找不到，直到1964年4月，原东方黎族自治县大田公社（今东方市大田镇）抱坡村群众反映当地还有少量坡鹿存在，这才令他们重燃希望。

在当地3位猎手的帮助下，考察队员们通过搜寻坡鹿活动过的新鲜足印，连续追踪数天，采集到我国第一号坡鹿标本。经过标本分析，考察队员们认为海南坡鹿应属海南岛的特有亚种，将其正式命名为“海南坡鹿”。

另一边，考察队还对海南坡鹿进行了较细致的数量和分布调查，发现海南坡鹿不但受到猎人的追杀威胁，其生存栖息范围也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日渐缩小。将这一情况整理成报告后，他们向国家主管野生动物的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局提出“把坡鹿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建议。

经过这群年轻专家及海南林业部门持续多年的努力，白沙邦溪和东方大田于1976年同时成立坡鹿保护区，9年后国家林业部门正式将海南坡鹿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自此，这一濒临灭绝物种种群迎来巨大转机。

就在徐龙辉等人为海南坡鹿奔走疾呼的同一时间，一位26岁的年轻人也登上了海南岛。

1963年夏天，毕业于东北林学院的袁喜才被分配到广东省第一鹿场（今海南枫木鹿场），负责水鹿的家养与驯化工作。“鹿场那时没有水鹿，我们发动老百姓去野外抓鹿回来驯养，其中就有六七头海南坡鹿。”袁喜才回忆，他利用这几头海南坡鹿人工繁殖了几头小鹿，甚至还以2000元的价格将其中一头卖给了广东省动物园。

彼时，袁喜才并不知道，自己从此便与海南坡鹿结下不解之缘。

1981年，邦溪保护区最后一头鹿被猎杀。噩耗传来，这名与鹿为友近二十载的科研工作者痛心不已，当即临危受命，于1984年以“海南坡鹿生态驯化和保护利用”项目专家负责人的身份来到海南坡鹿的最后家园大田保护区，着手海南坡鹿种群的拯救工作。

袁喜才之所以被海南科研保护工作者称为“坡鹿之父”，离不开他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坡鹿幼仔人工驯化。

“5月8日，天气晴，"袁生"体重81.7斤，采食白格、黑格、香花藤、雀肾、闭花木……日食草量5.1斤，日排便量0.8斤……”不久前，在省图书馆展出的一场海南坡鹿主题科普展上，一份名为“1987年5月对"袁生"食量分析”的表格吸引不少人驻足。

“袁生”是袁喜才巡山时救助的一头走失的鹿仔。袁喜才还记得，那时候为了将这头尚在哺乳期的鹿仔救活，他找来山羊奶，不仅每日悉心照料、喂食喂水，更借此机会从“袁生”身上记录下了不少以往远距离观察难以得到的数据。

正是有了这一次的成功经验，此后他和同事又用这种办法救助了不少失去妈妈或者迷路的小鹿，成活率达100%。袁喜才1997年退休时，大田保护区坡鹿种群数量已恢复至400余头。

邦溪保护区重现“呦呦鹿鸣”

海南坡鹿在大田保护区得以幸存，而随着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栖息地不足对坡鹿造成的不利影响日益凸显。

在袁喜才等专家的提议下，大田保护区于1990年启动坡鹿迁地保护工作，首批5头坡鹿幼仔被迁至邦溪保护区。为了更好地照顾坡鹿，这一年邦溪保护区招聘了一批管护员，其中便包括23岁的符大亮。

符大亮是邦溪本地人，来保护区之前却从未见过坡鹿。“小时候总听家中老人提起，但一直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让符大亮没想到的是，多年后他不仅终于如愿见到坡鹿，还成了一群鹿仔的“奶爸”。

彼时，邦溪保护区沿用袁喜才等专家提出的坡鹿幼仔人工驯化法，找来一群母山羊哺乳鹿仔。“这些小家伙的"饭量"大得很，一般情况下3头母山羊的奶量才能喂饱1头鹿仔。”符大亮回忆，那时邦溪没有人养山羊，他们只能特地跑到儋州去买，但正值哺乳期的母羊多数农户并不愿卖，他们只能连带小羊打包买下。

找羊奶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给鹿仔喂奶同样颇为费劲。起初，符大亮和同事会将母山羊固定住，再抱鹿仔去吃奶，但也有鹿仔不愿配合，他们只能将羊奶挤在碗里，再抱着小家伙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

“等到3个月后断了奶，我们还得给它们摘树叶吃，有时也会喂些番薯片之类的"零食"。”符大亮说，为了让坡鹿尽早掌握在仿野生栖居环境下生存的本领，他们喂食时会故意将食物高高举起以此锻炼跳跃能力，并在每天下午将鹿群放出去，等到晚上再一只只赶回栏舍。

坡鹿栏舍是一排低矮的瓦房，至今保留在邦溪保护区的东南角。推开木门，会发现房间地上仍残留着一层细沙，那是为了防止鹿仔摔倒特意铺上的。自1990年起，这里陆续迎来18头鹿仔，随着1994年最后一批鹿仔结束为期一年的人工驯化，保护区对坡鹿的管理逐步转变为半野放模式。

不用再当“奶爸”，符大亮却没有少操半分心。像是牵挂离家在外的孩子般，从那时起，他和同事轮流24小时值班，一有空便会沿着保护区的围栏一圈圈巡逻，只为确认鹿群过得好不好。

“原先连摩托车都没有，我们只能徒步巡逻，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尽管辛苦，换回的成绩却让符大亮觉得一切都值了。2000年前后，邦溪保护区坡鹿种群数量突破百头，呦呦鹿鸣的场景终于得以重现。

坡鹿种群数量再创新高

坡鹿数量的迅速增长，让邦溪保护区很快迎来和大田保护区同样的问题：栖息地不足。再加上原先保护意识不足与制度不完善，不少附近村民迁入邦溪保护区内并开垦种植，导致人与鹿争地的矛盾也日渐暴露。

为应对这一困境，自2001年起，邦溪开始长达数年的保护区范围调整工作。

“不少村民在这里种植开垦了数年，要让他们迁出去，谈何容易？”邦溪保护区原站长何康还记得，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他们一趟趟上门给附近村民做思想工作，在做好青苗补偿的基础上，终于成功将近百户村民从保护区迁出。

人类活动退场，何康和管护员们随即一点点将耕地全部复种上牧草，并在四周安装护栏，坡鹿可活动范围由此扩至3个管护点共计1500亩。到2006年，邦溪坡鹿种群一度达到200余头。

然而好景不长。2011年前后，邦溪保护区遭遇严重旱情，滴雨不落让大量植物枯死，原本就因种群密度过大而“口粮短缺”的坡鹿骨瘦形销，加之镰形扇头蜱这一体外寄生虫的袭击，数量一度锐减至不足百头。

坡鹿再度面临生存考验，又一场拯救行动呼之欲出。

虫吸鹿血，便积极开展蜱虫防治；粮草已尽，便种植牧草和树苗，并兴建育苗温室；饮水干涸，就修建储水沟、蓄水池……随着邦溪保护区与香港嘉道理等保育机构合作，采取一系列生境营造举措，坡鹿种群数量下降趋势终于得到遏制。

何康于2014年将站长的接力棒交给王合升，后者通过引进新的管护方式，让邦溪保护区迎来跨越式发展。

“你看，它们正在吃玉米粒呢。”几天前，在邦溪保护区的监控室里，32个监控摄像头传来的实时画面清晰呈现在屏幕上，随着王合升轻点鼠标，画面迅速切换至其中一处管护站，一大群坡鹿欢快进食的场景顿时跃然眼前。

实现远程监控管理之余，邦溪保护区进一步加强生境管理，譬如在促进植物更新时，改火烧为机器收割，有效避免土壤退化。根据2020年7月到8月开展的最新一次调查统计显示，目前邦溪坡鹿种群数量已达到250余头。

“为更深入掌握坡鹿种群动态，我们利用多种手段对坡鹿开展种群健康状况、栖息地选择等研究，希望能为科学保护坡鹿提供重要指导和依据。”在王合升看来，数量逐年增长固然值得欣喜，但目前坡鹿仍未摆脱灭绝风险，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如今，邦溪保护区特意开辟出一间宣教室，用于开展海南坡鹿科普活动。随着一波又一波青少年及社会人士的到访，保护海南坡鹿的“种子”正被播撒到越来越多人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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